一．引言
中大開學已經一個多月了。新民主女神像仍然風雨不改，穩如泰山的矗立在火車站廣場。每逢周日，路經的遊客、同胞總會到神像前瞻仰幾番；在今年的預科生資訊日（俗稱“info day”），不少中學生和家長在神像前留影，足見神像已成為中文大學一個新的地標。最近，更有同學自發在神像前奉上「祝賀劉曉波榮獲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的花匾，更加肯定了新民主女神像把中大與神洲大地一脈相連的意義。
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是神像永久落戶中大的爭議。我們認為，新民主女神像和中文大學的歷史已不可分；永久落戶中大，既彰顯中大創校先賢精神，也體現中文大學對國家歷史和社會承擔。而透過協商民主以至舉行全民公投決定神像去留，亦能實踐校園民主。
二．為何新民主女神像應永久落戶中大？
讓我們首先回顧兩段歷史。
第一段是中大創校的歷史。中文大學建校的成員書院（如新亞書院），前身都是當年內地的教育機構，因政治環境等問題才由中國內地避走至植根香港。而中文大學之成立，是為了成立一所「中國人的大學」，其「中文」二字，不只是一所使用「中文」的大學，更是一所傳承「中國人文精神」的大學，同時抗衡殖民地政府在香港「去根化」的教育。所以，中文大學在創校一刻起，已背負了一段政治歷史背景[1]。誠如一位校友在報章撰文說：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2]
我們看到，中大本身除了是一個生產知識的高等教育機構，更背負著傳承中國人文精神的使命。這個使命，可以體現在「宏揚國學、關社認祖、崇尚自由、不畏權貴、開拓新知」[3]等範疇。中文大學，就是有社會關懷和歷史承擔的「人文中大」。從中大學生在七十年代積極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八十年代提倡民主回歸、聲援八九民運，堅持平反六四便可見一斑。
第二段歷史是八九六四。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的大學生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時，向中共政府提出反腐敗、反貪污、實踐民主、自由的訴求。除了學生，當時的工人、市民亦紛紛加入這場運動。在香港，市民積極參與遊行和「民主歌聲獻中華」等集會聲援北京學運，也為駐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提供資源援助。當時的中大學生，也在校內舉辦集會，甚至到新華社聲援北京學生。然而，這場愛國民主運動換來的，是無情的血腥鎮壓。至今，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仍不得回國、內地的公民政治權利仍備受打壓。劉曉波老師獲諾貝爾獎，不少內地學者因公開或私下支持劉氏紛紛被捕和軟禁[4]，便可見今日中國，仍在中共白色恐怖的籠罩之下。
以上兩段歷史和在中大永久放置新民主女神像有何干係？此中關鍵，在於新民主女神像，能成為中大一直傳承的使命的標記。這使命概括來說，就是對國家的關懷、對歷史的承擔。
今日的中文大學，和本港其他大學一樣，正急速異化為教育工廠，着眼於「做生意」、「鬥排名」、「搶資源」。所謂國際化淪為英語化、校方以國際生的多寡和國際排名為發展指標；為了與港大以至世界級大學齊名，就只顧爭奪資源，滿腦子裏都是預算、程式、報告。學校高層營役於數字、為向教資會「交數」而絞盡腦汁，對人文教育和中大傳統反而冷漠寡情，成為了一所「官僚中大」[5]。對於國家、社會的關懷，僅流於讚揚神州七號升空、舉辦零八奧運；面對一黨專政、八九民運和零八憲章等等公共爭議，就執行鴕鳥政策，以「政治中立」敷衍了事，蒙混過關。昔日的中大創校精神在他們眼中，正是黃鶴遠去，無須復還。
新民主女神像矗立中大，就是要提醒我們，中大精神，有著深厚的一份對國家、對民族的人文責任。關懷中華民族，關注中國政治，毫無疑問是中大創校精神的一部分。女神像象徵的「民主」、「自由」、「公義」，亦與大學本身追求言論自由、公民平權的精神一脈相承。女神像更時刻警惕我們，要延續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以來大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承擔。二十多年來，六四尚未平反，中共不肯認錯，倖存者和死難者家屬則仍活在政治壓迫之中。當六四真相在整個中國大地漸漸被淹沒，當整個社會都因恐懼而對六四噤若寒蟬之時，中文大學難道不應力挽狂攔，秉承使命，藉著矗立女神像，讓更多人受其感召，堅持平反六四，直至中共終肯承認歷史過錯嗎？
而且，中文大學的歷史，和八九民運的歷史已密不可分；而兩段歷史的交織，造就了今日民主女神像得以矗立在校園。八九六四，中大學生聲援北京學生、抗議中共屠城，是中文大學關懷國運的實踐；二十一年後，二千人聚集中大，抗議校方向中共獻媚、見證一個備受政權打壓、象徵平反六四的新民主女神像落戶校園，亦是繼承了這份情懷和風骨。新民主女神像重塑了當年在北京的「民主女神像」，盛載著八九六四的歷史、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漂泊歷史、與及「中大人」在今年六四晚上的記憶。她已為中大歷史寫下一頁。如果新民主女神像能夠永久矗立中大，見證歷史，也是中大創校精神的象徵。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講求外在發展的成就，而是擁有面對過往歷史傷口的勇氣，以史為鑒；同樣，中文大學要成為卓越超凡的學府，不在國際排名，也不在科研建設，而在於對自己的使命和歷史有一份承擔。
我們作為中大人、中國人，更應繼往開來，為香港以至國家的政治發展負責。這責任的確重大，這責任的確難以輕言擔當。但難道我們甘於擔任旁觀者？我們相信，對於傳承中大創校精神，我們責無旁貸；對於延續中大傳統、延續八九民運的歷史，我們是「任重而道遠」的一群[6]。
三．為何新民主女神像應擺放在火車站廣場?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校方己允許神像永久落戶，何不聽從校方，將民主女神像放在文化廣場?接下來要處理的，還不只是技術層面的事情？
但我們認為，神像擺放在哪，亦是價值的考慮。神像擺放在一個對公眾開放的位置抑或一個公眾難以接觸的地方，足以反映我們如何看待女神像的精神和價值。新民主女神像追求民主自由，承擔「六四」歷史傷口的精神價值，既傳承中大創校精神，大學當局亦應弘揚於世。新民主女神像的意義，不應只局限在中大，而應發揚於全港，甚至於南下的國內同胞。大學火車站匯聚出入中大的師生，並連結來訪的香港市民和內地同胞，正是最好選擇。
校方至今只建議神像擺放於文化廣場，漠視了女神像擺放原址的意義。校方欲意從火車站移走女神本身就係一個價值決定，披上所謂技術的外衣。事實上是在避免爭議，逃避中大人應有的責任。與其說校方是出於管理考慮，不如說是出於對政治承擔的恐懼：校方現時不願女神像放在一個當眼的位置，和校方當初拒絕女神像的心態如出一轍。中大校方，懼怕背上「六四」的政治風險，懼怕得罪中共政權。對校方來說，神像萬不能放在他們眼中「高調而敏感」的火車站。校方懼怕承認神像背後的價值，遑論肩負起民族使命。遙想當年六四，前校長高錕刊登聯署廣告厲聲遣責中共政權[7]；今日中大，校方連大大方方放置一個象徵普世價值和歷史傷口的雕像也勇氣欠奉，這難道還是我們的「人文中大」嗎[8]?
我們認為，新民主女神像應擺放在火車站，以彰顯中大敢於承擔六四一後中國現代史的悲劇，承認民主、自由、公義等普世價值，決心肩負中大創校使命。這亦是一所大學處於今日社會腐敗，民族危亡之秋所應堅守的良知和責任。
四。為何要以全民投票來決定神像的最終安排？
我們對新民主女神像落戶的期望，也需要得到同學的認同和授權；如果校方願意和學生合辦一個屬於中大人的全民投票，不單體現校園民主，也能夠作香港社會一個民主參與的示範。我們認為，舉行全民投票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個原因，是全民投票能夠實現中大人平等的民主參與。放諸民主國家，不同的政策總對不同的持份者有所影響，也總有不同的意見和立場。儘管在政策爭論中，學者有學者的見解、政府有政府的立場、市民有市民的意見，但在公投面前，各方持份者回復到平等自由的公民本質，人人票值平等，不因其社會地位或身份所左右。在此去除偏見的狀態下進行公投，才能體現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回到校園。校方時常提出，新民主女神像是否永久落戶，要照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不能單以公投決定，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首先，將中大人劃分成不同持份者如「學生」、「老師」、「校友」，本身就是一個分化的過程，而此過程也只由校方單方面決定，根本就是一套「類功能組別」的邏輯。其次，即使要照顧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校方至今仍未公佈如何收集意見，所謂「諮詢」的機制和時間表也沒有，顯示校方沒有誠意去解決問題，突顯了校方理由的空洞。而且，儘管不同持份者會出現意見分岐，我們也總要有一個最終決策的方法。而此最終權力(Final Authority) 孰誰？是校長一人？是校方一面？還是在校的全體「中大人」？當我們以全民投票作為最終決策，我們投票時就只有一個身份，就是「中大人」。全民投票就是一個去除等級、職業分野的決策機制，讓每一個中大人都可以平等地參與直接民主。
第二個原因，是全民公投能夠推進校園民主化。一種反對公投的論調指，以公投作為決定民主女神像去留的方法，會產生滑坡效應，令學校未來無論事無大小均以公投決定，令學校無法管治。但放諸世上各民主國家及組織，此種論調實在是一天大笑話。首先，擁有公投制度的國家，均不會事無大小由公投決定。當決策關乎修改憲法和重大政治舉措時，擁有公投制度的政府才會以公投作為一個決策機制，體現「主權在民」。全民投票的結果能夠約束政府，變相增加政府的認受性和正當性。即使放在中大學生會，每當要修改會章，也需要由全民投票的結果來決定，學生會也必須遵行。
進一步而言，為何一般擁有公投制度的政府，均不會事無大小公投？究竟原因，乃在於此種政府本身就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本身已經具有相當合法性。回到學生會的層次，學生會幹事會由會章訂定的民主機制產生，加上受代表會監察制衡，其組織本身就具有充分代表性和合法性；相反，中大校長並非由民主程序產生，中大人亦無任何機制對中大校方的權力予以制衡，可見中大校方本身就是一個缺乏民主授權的官僚組織。如果校方願意與學生共同就新民主女神像的落戶進行公投，不單能提高中大校方管治的認受性，也能夠成為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深化中大的校園民主實踐。
第三個原因，我們透過全民投票，能夠提高「中大人」在校園以至社會的權利意識，包括參與公共討論和最終決策的權利。現時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主張將新民主女神像永久放置在火車站，中大校方則要求將之放置在文化廣場。既然雙方立場明晰，我們應該透過公開的平台互相辯論雙方理據，由大眾參與討論，而非進行只有雙方密談的黑箱政治。每一位中大人在公開討論中，都有平等參與的權利，此亦是一個重要的公眾教育，即透過條分理析，對議題有深度的理解和討論，最後才以投票決定，以保障公投結果的質素。而透過全民投票，每一位中大人也可透過行使自己的權力去共同決定。不論結果如何，在直接民主的過程中，我們能夠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更讓我們進一步意識到，香港社會也應保障每人的平等政治權利。如果這次全民投票能夠成事，不單是一個有質素的民主教育，更為繼五區公投後，香港直接民主發展的先聲。中大就能真正成為一所貢獻社會、連結社會的大學。
五．展望
新民主女神像事件引發出來的種種爭論，絕非我們所能預計。爭論的關鍵，並非是學生會和校方單純的對立，也非單純的程序技術問題；此中牽涉的，是對中文大學精神價值的理解與傳承，以及對國家民族歷史的承擔和責任。對關乎國家歷史和未來發展的大是大非，實在要據理力爭。
時至今日，最令我們失望的，是校方連出來面對公眾，公開討論的勇氣也欠奉。要面對公眾，面對六四死難者的，不應只是我們尊敬的沈校長，也應包括當時一同決策，否決女神像進入中大的一眾行政與計劃委員會（AAPC）成員[9]。我們誠懇希望校方能夠向公眾公開當時拒絕女神像進入中大的原因，清楚說明反對將女神像放置在火車站的理據，出席日後的公開辯論，並回應能否和學生一同舉辦公投。
在現代社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同樣，中大非一人之中大，而是中大人之中大。我們寄望中大人能夠延續中大創校先賢的理念、承擔八九民運對國家的關懷，為香港以至中國的民主發展出力，成就中大學生會會歌所言：
「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
[9] 包括前任校長：劉遵義；現任校長：沈祖堯；常務副校長：華雲生；副校長：楊綱凱，鄭振耀，程伯中，許敬文，黃乃正；協理副校長：徐揚生，馮通；書院院長：梁元生，馮國培，莫理斯，辛世文，劉允怡；學院院長：黃永成，熊秉真，黃德尊，李子建，汪正平，Mike McConville， 霍泰輝，伍灼耀，李少南；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梁少光，吳樹培，陳鎮榮，吳基培。
